他的幽默全是軟的冷的， 我忍不住笑， 他不笑， 但面容會變得格外溫和， 我心中暗想， 乍見他時所感到的那分兇猛， 怎么竟被交談化解為藹然可親了呢？那一晚我們喝得吃得忘記了時間， 也忘記了地點 。 每人都喝了半斤高度白酒 。 微醺中， 我忽然發現熟悉的廚師站到我身邊， 彎下腰望我 。 我才驚醒過來——原來是在飯館里呀！我問：“幾點了？”廚師指指墻上的掛鐘， 呀， 過十一點了！再環顧周圍， 其他顧客早無蹤影， 廳堂里一些桌椅已然拼成臨時床鋪， 有的上面已經搬來了被褥——人家早該打烊， 困倦的小伙子們正耐住性子等待我們結束神侃離去好睡個痛快覺呢！我酒醒了一半， 立刻道歉、付賬， 王小波也就站起來 。
出了餐廳， 夜風吹到身上， 涼意沁人 。 我望望王小波， 問他：“你穿得夠嗎？你還趕得上末班車嗎？”他淡淡地說：“太不是問題 。 我流浪慣了 。 ”我又問：“我們還能一起喝酒嗎？如果我再給你打電話？”他點頭：“那當然 。 ”我們也沒有握手， 他就轉身離去了， 步伐很慢， 像是在享受秋涼 。 我望著他背影有半分鐘， 他沒有回頭張望 。 回到家里， 我沏一杯烏龍茶， 坐在燈下慢慢呷著， 感到十分滿足 。 這一天我沒有白過， 我多了一個“談伴”， 無所謂受益不受益， 甚至可以說并無特別收獲， 但一個生命在與另一個生命的隨意的、絕無功利的交談中， 覺得舒暢， 感到愉快， 這命運的賜予， 不就應該合掌感激嗎？
在以后的幾個月里， 我不但把《黃金時代》整本書細讀了， 也自己到書店買了能買到的王小波其他著作， 那時候他陸續在某些報紙副刊上發表隨筆， 我遇上必讀 。 坦白地說， 以后的閱讀， 再沒有產生出頭次立讀《黃金時代》時那樣的驚詫與欽佩 。 但我沒有資格說“他最好的作品到頭來還是《黃金時代》”， 而且， 我更沒有什么資格要求他“越寫越好”， 他隨便去寫， 我隨便地讀， 各隨其便， 這是人與人之間能成為“談伴”即朋友的最關鍵的條件 。
那回聚餐， 席間也是隨便亂聊 。 我召集的這類聚餐， 在侃聊上有兩個顯著的特點：一是不涉官場文壇的“仕途經濟”；一是沒有葷段子， 也不是事先“約法三章”， 而是大家自覺自愿地摒棄那類“俗套” 。 但話題往往也會是尖銳的 。 記得那次就有好一陣在議論《中國可以說不》 。 有趣的是《中國可以說不》的“炮制者”也名小波， 即張小波， 偏張小波也是我的一個“談伴” 。 我本來想把張小波也拉來， 讓兩位小波“浪打浪”， 后來覺得“條件尚未成熟， 相會仍需擇日”， 就沒約張小波來 。
王小波對世界、對人類的認知， 是與《說不》那本書宣示相拗的 。 記得那次他在席間說——語速舒緩， 絕無批判的聲調， 然而態度十分明確——“說不， 這不好 。 一說不， 就把門關了， 把路堵了， 把橋拆了 。 ”引號里的是原話， 當時大家都靜下來聽他說， 我記得特別清楚 。 然后——我現在只能引其大意——他回顧了人類在幾個關鍵歷史時期的“文明碰撞”， 表述出這樣的思路：到頭來， 還得坐下來談， 即使是戰勝國接受戰敗國投降， 再苛刻的條件里， 也還是要包含著“不”以外的容忍與接納， 因此， 人類應該聰明起來， 提前在對抗里揉進對話與交涉， 在沖突里預設讓步與雙存 。
王小波喜歡有深度的交談 。 所謂深度， 不是故作高深， 而是坦率地把長時間思考而始終不能釋然的心結， 陳述出來， 聽取談伴那往往是“牛蹄子， 兩瓣子”的歧見怪論， 縱使到頭來未必得到啟發， 也還是會因為心靈的良性碰撞而欣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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