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學說在先秦時期和諸子百家地位平等 卻在漢朝以后被奉為正統思想 儒家學說為何不適合先秦時期 而適合漢朝呢?

儒家原先是先秦諸子百家之一,其創始人是孔子 。儒家在先秦時期和諸子百家地位平等 。而后漢武帝為了維護封建專制統治,聽從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對思想實施鉗制,使儒家重新興起 。為何儒家在戰國時期只是諸子百家之一,而在漢朝卻被尊崇?

儒家學說在先秦時期和諸子百家地位平等 卻在漢朝以后被奉為正統思想 儒家學說為何不適合先秦時期 而適合漢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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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戰國時代的百家爭鳴,是中國古代歷史上一個思想解放的黃金時段,正是那一個歷史時期各個學派對于思想啟蒙的推動作用,才讓人們從奴隸制社會當中解放了出來,可以說,中國古代歷史的發展有著非常重要的推進作用 。
雖然在封建社會建立之后,很多學派的學說已經沒落,但是我們卻無法否定百家爭鳴對于思想歷史的影響,尤其是儒家學說 。在漢武帝的時候“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家學說成了中國古代封建歷史社會的正統學說,成為了華夏文明兩千多年來一直信奉的思想經典 。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儒家學說被推崇到封建正統是在漢武帝時期,而在春秋戰國時期,儒家學說并不能廣泛地推行,甚至我們可以說戰國時代的儒家學說是行不通的,那么這又是為什么呢?一個非常經典的學術理論,為什么在戰國時代無法推行呢?
戰國時期,儒家是王道的代表
儒家思想對君王和平民有不同要求
首先在看這個問題之前,我們需要知道,儒家學說在戰國時期,主要代表形式就是王道 。王道對于君臣以及平民有著不同的要求,對于君王要求是德才兼備,并且要用仁義來治理天下,君主不能夠只貪取自己的利益,而將臣子和平民百姓們的利益放在后面;也不能讓一個國家完全沉浸在對利益的追求當中,它應該完全的以民為根本,以百姓的發展為這個國家的核心,這是君主在得這一方面的體現 。
其次,君主要通過一種政治清明的手段,來達到讓百姓們安居樂業的目的,這是君主在這一方面的體現;對于臣子,儒家講究要服從自己的君主,但是同時它也要有自己的思想 。作為一個臣民,他要聽從于君主的安排,但是卻不能夠做自己君主的附屬,也就是說不能夠去阿諛奉承,其所要絕對忠誠的是自己的國家,所要尊奉的是一種以國家的繁榮發展為核心的理念,而遵從君主只是遵從國家的一個具體的體現而已 。
平民要積極入世,為君主分憂
而對于平民百姓,它的要求積極入世,也就是說通過自己的才學和對社會的認識來為自己的國家做出貢獻,來為君主分擔治理國家的負擔,為這個國家的共同發展作出自己的努力 。所以我們可以看出在那個時候,儒家所要求的君主臣子和百姓都有著自己的責任,但是就是這樣的一種理論會延生出兩個方面的不利影響,而這兩方面的影響就是儒家學說無法在戰國時代推行的第一個重要原因 。
從這第一個方面上,我們可以看出君王與臣子、平民最大的不同,是它的要求更多的體現在自我要求上,也就是說,儒家這樣的學說雖然認為君主要達到一定的要求、臣民們要達到一定的標準、平民百姓們又要達到一定的標準,但是這種要求的實現形式是要通過自身的約束和管理來完成的 。
儒家學說在先秦時期和諸子百家地位平等 卻在漢朝以后被奉為正統思想 儒家學說為何不適合先秦時期 而適合漢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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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的德行決于君主本身,沒有外部約束
君主的德才兼備,并不是外人可以規定和約束的,而是君主自身要達到的一個目標,他的德行和治理天下的方式,在絕大程度上都取決于君主本身,沒有外部壓力的強加約束,而對臣民和平民百姓也是如此 。
無論是臣子要服從于國家也好,還是平民百姓們要積極入世也好,這都是站在道德方面對它們提出的要求,沒有人能夠強制他們去執行或者是服從,也就是說在這種主張之下沒有法令的強加約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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